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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October 08, 2006

青少年人玩碟仙的遺害

青少年人玩碟仙的遺害


2006年10月9日
羅錫為牧師

仍有人談論早前《太陽報》抄作的「中學生玩碟仙事件」,都是教師和家長。

碟仙是個交鬼的工具,是一種「扶乩」的法術。一般的乩術,如:扶乩、問米,一定要找有「道行」或「專業的」靈媒,由乩童或問米婆作中間人,請某某神仙降壇或某某的鬼魂「上身」。碟仙的危險之處,是不必假手於別人,誰願意一試都可以問碟仙。開壇工具很簡單,可以自製,現在坊間有些地方有售。不懂的,上網就可以找到有人教他怎樣做。於是,青年人可以直接和靈界打交道,指頭在動,碟子在轉,給人有「上身」的感覺。

幾個月內,就有幾宗中學生玩碟仙鬧見鬼而見報,他們都是在校內或在校園附近,聚集同學玩而搞出禍來。辜勿論這些中學生是否真的見鬼,但他們交過鬼之後,心理受到極大困擾而疑神疑鬼,情緒不安,則是事實。

學生玩碟仙不是新聞,玩的多是初中女生,老師和社工都知道,只不過沒有見報。學校每天發生大大小小很多事情,如學生的紀律、情緒和家庭問題,都不見報,為什麼要把這件已經過氣的「玩碟仙」事件放上頭版呢?我相信只有一個原因,記者和編輯想找些聳人聽聞的故事,把校長輔導和安撫學生的方法—為他們禱告,硬要說是他要「權充驅魔人」,夠誇張失實了。「驅魔人」這個名字,使人想起那套同名的驚慄電影,而收到「語不驚人誓不休」的效果。

其實報紙編輯部已經「冒充」教廷,為這件事作了個宗教的判決,定性為「鬼上身」。而我敢相信,記者扭曲了事實,說家長恐怕校長輔導學生的方法,就算不是驅魔,「也會有後遺症」。記者訪問家長時,已事隔一段時間,把一件舊事當新聞拿出來說,說家長擔心有後遺症卻說不出有什麼後遺症?

後遺症肯定會有的,但不是因為有一位關懷學生的校長及時介入,替學生安定情緒而留下來的。後遺症是什麼?是玩碟仙本身的遺害,是報紙把這件己過去的事,把學生的困擾渲染作大,放在頭版,這會在學生心理留下陰影。我相信學校早已教導過學生不要接觸「怪力亂神」,也己經在出了亂子時給了適當和及時的輔導。家長沒想過去感謝學校對子弟的關懷和幫助,反而說出這些不合理的批評。我們就想像得到,為什麼今天教師的士氣那麼低落,情緒那麼抑鬱了。

還有一點,是香港教育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的意見。《太陽報》引用他的立場說︰「無論是否一間有宗教背景的學校,即使要為學生祈禱,都應該先獲得家長同意。因為靈界玩意所牽涉的問題,絕對非數學公式能夠推理出來!」這番話有兩個重點。他說靈界的事,不能用數學方式,即不能用科學推理來處理。他認為這些事是「心理作用」或心靈的事情。心理受到靈界事情困擾,對證下藥是解除「心魔」。我曾接觸過不少受「靈界」困擾的人,受過輔導,看過精神科醫生,心裏仍有陰影,最後還是找我為他祈禱。

何漢權副主席的另一點見解是,不論有沒有宗教背景的學校,為學生祈禱要先徵得家長同意。這個觀點影響極大。今天香港絕大部份的辦學團體,都有宗教背景,每天以不同形式為學生祈禱。祈禱,是培育和指導學生心靈的方法,讓學生的身心靈健全地發展。都要先獲得家長同意嗎?今天,關心也擔心下一代成長的老師和家長,都談全人教育、生命教育,希望他們能建立一個健全的人生觀。

這次無風起浪的「玩碟仙」事件中,何漢權副主席的言論和《太陽報》處理新聞的方式,叫辦學的和教育工作者更迷惘、更洩氣。

本文同時貼在第一城浸信會網站「每日靈舍」專欄http://www.cobc.org.hk/,及「基督新報」香港版。

爾旨得成


2006年10月7日

羅錫為牧師


傳道書說,到聖殿要謹慎腳步。因為在上帝臨在的地方,一言一行不可造次輕忽。不可冒失開口,不可心急發言。那是指向上帝獻祭和許願而作的警告,「許願不還,不如不許」 (傳道書5:1-4)。所以,聖經時常提醒上帝的子民,不要隨便說,要把什麼東西「分別為聖」。分別為聖是獻給上帝的意思,說了,就要實行。

許願和願望兩者都是在上帝面前的心願,但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。許願是我們答應為上帝做的事,願望是祈求上帝為我們做的事。不過,很多時候是分不清楚的。因為,我們能奉獻給上帝的禮物,都是上帝所賜給我們的。我們願望為上帝做些什麼而能做得到,其實都是上帝的作為,藉我們完成。

主禱文說︰「願你的國降臨。」是「願」也是「求」。我對主禱文的解釋深受馬丁路德的影響,他用了再簡單不過的言辭就教我懂得我「願」些是什麼?「求」些是什麼?他說︰「上帝的國度終必降臨,並不在乎我們,但我們祈求上帝的國度降臨在我們中間,也藉著我們降臨。」下一個祈求︰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」是個平衡句,我們祈求上帝的旨意實現在我們當中,也藉我們而實現。

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個晚上,我和師母在溫哥華巿中心「施亞氏大樓」頂旋轉餐廳燭光晚餐,看溫哥華市夜景。看見萬家燈火,有許多是我華裔同胞。離開香港已有一段日子,已適應了加拿大生活。牧養華人教會,也投入西人教會事奉。從前曾說過不少對香港和中國的承擔,也做過了一些。今天,在這個叫做「家」的異鄉,並不有太多鄉愁。可能整個溫哥華市都好像在我腳上那個感覺叫我受不了,心裏有個感動,向上帝問了一句︰「你要我為這城做些什麼?我能為這城做些什麼?」

在加拿大一個小小的華人教會當個小傳道人,而且才來了幾年,能有什麼作為?想不到不久發生了「六四事件」,溫哥華的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把我推了出來,當了個支持中國民運的領袖。加拿大總理穆朗尼和政府反對黨黨領都接見我,讓我為當時的留學生和中國的民運分子請命。

從沒想過會站了出來。「六四」事件未發生前某一個晚上,一群有心人士在我家商議可以做些什麼事,當中不少是社區和教會領袖,包括一位在香港很受歡迎的神學教授。他們都把領導的位置放在我身上,只因為我是個「德高望重」的牧師,穿著牧師制服帶領群眾上街,有象徵意義和號召作用。那個夜色燦爛的晚上,求問上帝可為這個城做些什麼的情境,閃現眼前。得了「皇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?」,不敢推辭,願主的旨意成就。

六四後的第一個主日晚上,在市內最大的聖公會座堂舉行「追悼會」,我講了一篇我一生人最多人聽的道。教堂內外塞滿了人。我問控制人群的警長到底來了多少人。他告訴我計算人數的方法,站滿了一個街口到另一個街口,有多少人。他說,在教會之外至少有五千人,這是他見過,最多人在溫哥華上街的群眾活動。

我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後,就退位讓賢,自己多做點大陸學者福音事工。另一位領袖繼而興起,日後成為加拿大的政要人物。

本文同時貼於第一城浸信會網站「今日靈舍」欄。
http://www.cobc.org.h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