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10月7日
羅錫為牧師
傳道書說，到聖殿要謹慎腳步。因為在上帝臨在的地方，一言一行不可造次輕忽。不可冒失開口，不可心急發言。那是指向上帝獻祭和許願而作的警告，「許願不還，不如不許」 (傳道書5:1-4)。所以，聖經時常提醒上帝的子民，不要隨便說，要把什麼東西「分別為聖」。分別為聖是獻給上帝的意思，說了，就要實行。
許願和願望兩者都是在上帝面前的心願，但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。許願是我們答應為上帝做的事，願望是祈求上帝為我們做的事。不過，很多時候是分不清楚的。因為，我們能奉獻給上帝的禮物，都是上帝所賜給我們的。我們願望為上帝做些什麼而能做得到，其實都是上帝的作為，藉我們完成。
主禱文說︰「願你的國降臨。」是「願」也是「求」。我對主禱文的解釋深受馬丁路德的影響，他用了再簡單不過的言辭就教我懂得我「願」些是什麼？「求」些是什麼？他說︰「上帝的國度終必降臨，並不在乎我們，但我們祈求上帝的國度降臨在我們中間，也藉著我們降臨。」下一個祈求︰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」是個平衡句，我們祈求上帝的旨意實現在我們當中，也藉我們而實現。
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個晚上，我和師母在溫哥華巿中心「施亞氏大樓」頂旋轉餐廳燭光晚餐，看溫哥華市夜景。看見萬家燈火，有許多是我華裔同胞。離開香港已有一段日子，已適應了加拿大生活。牧養華人教會，也投入西人教會事奉。從前曾說過不少對香港和中國的承擔，也做過了一些。今天，在這個叫做「家」的異鄉，並不有太多鄉愁。可能整個溫哥華市都好像在我腳上那個感覺叫我受不了，心裏有個感動，向上帝問了一句︰「你要我為這城做些什麼？我能為這城做些什麼？」
在加拿大一個小小的華人教會當個小傳道人，而且才來了幾年，能有什麼作為？想不到不久發生了「六四事件」，溫哥華的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把我推了出來，當了個支持中國民運的領袖。加拿大總理穆朗尼和政府反對黨黨領都接見我，讓我為當時的留學生和中國的民運分子請命。
從沒想過會站了出來。「六四」事件未發生前某一個晚上，一群有心人士在我家商議可以做些什麼事，當中不少是社區和教會領袖，包括一位在香港很受歡迎的神學教授。他們都把領導的位置放在我身上，只因為我是個「德高望重」的牧師，穿著牧師制服帶領群眾上街，有象徵意義和號召作用。那個夜色燦爛的晚上，求問上帝可為這個城做些什麼的情境，閃現眼前。得了「皇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？」，不敢推辭，願主的旨意成就。
六四後的第一個主日晚上，在市內最大的聖公會座堂舉行「追悼會」，我講了一篇我一生人最多人聽的道。教堂內外塞滿了人。我問控制人群的警長到底來了多少人。他告訴我計算人數的方法，站滿了一個街口到另一個街口，有多少人。他說，在教會之外至少有五千人，這是他見過，最多人在溫哥華上街的群眾活動。
我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後，就退位讓賢，自己多做點大陸學者福音事工。另一位領袖繼而興起，日後成為加拿大的政要人物。
本文同時貼於第一城浸信會網站「今日靈舍」欄。
http://www.cobc.org.hk
羅錫為牧師
傳道書說，到聖殿要謹慎腳步。因為在上帝臨在的地方，一言一行不可造次輕忽。不可冒失開口，不可心急發言。那是指向上帝獻祭和許願而作的警告，「許願不還，不如不許」 (傳道書5:1-4)。所以，聖經時常提醒上帝的子民，不要隨便說，要把什麼東西「分別為聖」。分別為聖是獻給上帝的意思，說了，就要實行。
許願和願望兩者都是在上帝面前的心願，但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。許願是我們答應為上帝做的事，願望是祈求上帝為我們做的事。不過，很多時候是分不清楚的。因為，我們能奉獻給上帝的禮物，都是上帝所賜給我們的。我們願望為上帝做些什麼而能做得到，其實都是上帝的作為，藉我們完成。
主禱文說︰「願你的國降臨。」是「願」也是「求」。我對主禱文的解釋深受馬丁路德的影響，他用了再簡單不過的言辭就教我懂得我「願」些是什麼？「求」些是什麼？他說︰「上帝的國度終必降臨，並不在乎我們，但我們祈求上帝的國度降臨在我們中間，也藉著我們降臨。」下一個祈求︰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」是個平衡句，我們祈求上帝的旨意實現在我們當中，也藉我們而實現。
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個晚上，我和師母在溫哥華巿中心「施亞氏大樓」頂旋轉餐廳燭光晚餐，看溫哥華市夜景。看見萬家燈火，有許多是我華裔同胞。離開香港已有一段日子，已適應了加拿大生活。牧養華人教會，也投入西人教會事奉。從前曾說過不少對香港和中國的承擔，也做過了一些。今天，在這個叫做「家」的異鄉，並不有太多鄉愁。可能整個溫哥華市都好像在我腳上那個感覺叫我受不了，心裏有個感動，向上帝問了一句︰「你要我為這城做些什麼？我能為這城做些什麼？」
在加拿大一個小小的華人教會當個小傳道人，而且才來了幾年，能有什麼作為？想不到不久發生了「六四事件」，溫哥華的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把我推了出來，當了個支持中國民運的領袖。加拿大總理穆朗尼和政府反對黨黨領都接見我，讓我為當時的留學生和中國的民運分子請命。
從沒想過會站了出來。「六四」事件未發生前某一個晚上，一群有心人士在我家商議可以做些什麼事，當中不少是社區和教會領袖，包括一位在香港很受歡迎的神學教授。他們都把領導的位置放在我身上，只因為我是個「德高望重」的牧師，穿著牧師制服帶領群眾上街，有象徵意義和號召作用。那個夜色燦爛的晚上，求問上帝可為這個城做些什麼的情境，閃現眼前。得了「皇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？」，不敢推辭，願主的旨意成就。
六四後的第一個主日晚上，在市內最大的聖公會座堂舉行「追悼會」，我講了一篇我一生人最多人聽的道。教堂內外塞滿了人。我問控制人群的警長到底來了多少人。他告訴我計算人數的方法，站滿了一個街口到另一個街口，有多少人。他說，在教會之外至少有五千人，這是他見過，最多人在溫哥華上街的群眾活動。
我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後，就退位讓賢，自己多做點大陸學者福音事工。另一位領袖繼而興起，日後成為加拿大的政要人物。
本文同時貼於第一城浸信會網站「今日靈舍」欄。
http://www.cobc.org.hk
